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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是研究生培养体系里的主体，更是即将走入社会的新生力量。在种种关于研究生培养制度的讨论中，比较常见的是主管部门的文件、来自专家的意见、一线教师的声音，而作为主体的学生，似乎只是在被动地接受着制度的安排。今天，就让我们从学生“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厘清我国研究生培养的现状。

　　来自金钱的压力

　　短则两三年，长则五年甚至更久，读研对于学生而言，不仅仅需要投入宝贵时间，还要面临来自金钱方面的压力。毕竟，潜心学术与科研，需要基本的物质保障。

　　“连我们老师都说，现在学生读研、读博的压力比十多年前他们读书时的压力大多了，因为那时大家都穷，哈哈。”接受采访时，北京某“985工程”高校文科类硕士生李熙这样告诉记者。

　　李熙表示，自己每个月的补助只有700元，帮导师做助教还有500元。他随即补充：“但不是每学期都有助教的工作可以做。”这样算起来，每个月的补贴只够李熙吃饭，“其余的生活开支还是要靠爸妈给的生活费”。

　　与其他已经工作的同学相比，李熙有时会觉得，自己不该读研，更不应该“一条道走到黑”地还打算继续读博。“没办法啊，谁让自己喜欢这个专业呢。”李熙感慨道。

　　相比之下，理工科，尤其是工科类的研究生在经济方面的压力稍微小一些，因为在实验室帮老师“干活”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些收入。曾在中科院某研究所读研的小刘告诉记者，两年前，他每个月能拿到手的补贴有两千多元，对于生活一向节俭的他来说，是足够用了。不过，对于在读书阶段已经成家的一些博士生来说，两千元左右的补贴还是不够孩子的“奶粉钱”。考虑过外出兼职又怕影响自己在实验室的表现，对于这部分研究生来说，情况有些棘手。

　　实际上，如何提高研究生待遇，让他们在22～28岁这一关键的人生时期得以安心、潜心地进行科研，已经是许多高校教师、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们极为关注的话题。

　　国家也已从经济层面着手调整研究生培养体系，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所有被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开始全部自费。而此前，研究生多以公费生为主，而且奖学金额度较低。取消公费生的同时，各地也出台了新的研究生收费实施办法，在开始收缴学费的同时，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全日制研究生提供研究生国家助学金，以及各种奖学金。在理想的环境下，博士生能拿到3万元国家奖学金，平均每月2500元的收入。但是，毕竟僧多粥少。譬如李熙，去年拿到了2万元的国家奖学金，但他也坦率地承认，这在他们学院里是“独一份”。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认为，就解决博士生生活层面的问题而言，补助的标准应该在3000元至5000元之间，但是，现在能达到3000元补助标准的高校、科研机构极为少见，通常在1000元至2500元之间，最低甚至仅维持在1000元左右。

　　2013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提交了自己关于关注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提高博士生待遇的提案，起因在于优秀人才出国深造或者进企业谋求高薪高职的社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内首位研究GSM-R铁路无线通信专家、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的钟章队也会为博士生招生而感到头疼。在他看来，提高博士生待遇才能真正吸引优秀人才继续读博，从事基础性和创新性研究。他表示：“目前科研项目只允许不到10%的总经费用于博士生劳务费或津贴上，这一规定大大限制了博士生待遇的提高，可以提高到50%以上。”

　　“换汤不换药”的课程

　　一直以来，学生们对于研究生课程的吐槽都不少。同一门课，“概论”改“专题”的情况并不少见。而这样的体会，一所学校的“土著”往往体会更加深刻。

　　上海某高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生告诉记者，作为本院保送读研的学生，在她看来，学院为本科生开设的专业课与硕士的专业课几乎完全相同，是“换汤不换药”，多年前师兄、师姐做的课堂笔记可以一传再传。

　　她这样向记者描述自己的研究生课程：“老师不变，内容不变，只是课程名称有所变化罢了。还有一个变化在于所谓的自由度更大了，老师只是安排学生分组完成讨论、作报告，之后再简单点评一下。我们的任务比以前更辛苦了，但并没有感觉学到更多东西。”

　　采访中，记者发现，课程少，内容水，有效学习时间短，这是人文社科类研究生们的普遍感受。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往往作两种情况应对：一心要在学术这条路上深造的学生会自由利用多出来的空闲时间阅读专业书籍、参加各种读书会;不打算继续深造、有明确职业规划的学生则积极寻找实习机会，忙着为自己日后投向人才市场的简历增添几笔履历。而理工类的学生则大多表示，泡实验室、干活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虽然课程不多，但实际上做科研的时间并不少。

　　也许是对研究生课程的一些问题有所了解，主管部门也开始着手改变所存在的一些问题。1月14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列出十项主要内容，明确了研究生课程建设对于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意义，希望“更好地发挥课程学习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随后，《意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切实转变只重科研忽视课程的实际倾向”，这是《意见》对于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的要求。而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高山在《意见》发布后不几日就在个人博客上坦率发声：“教育部发布的研究生课改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在他看来，研究生教学不仅仅在于课堂授课，“老师带学生做实验、写文章、干项目”都应该属于教学。说到学习的内容，课本的更新速度远远比不上科研发展的日新月异。他还强调，“表面上大学科研是多了，但是只是经费多了，设备多了，大部分老师的精力都是拉项目、写标书，真正坐下来干事的时间实际上少了。这不叫重科研。”

　　李熙则向记者表示：“研究生培养不应该过分强调课程的作用。”他向记者举例，自己每周参加两到三次的读书会，一次由自己的导师组织，一次是隔壁一所大学的老师组织，其他时候，有相同兴趣的一些同学也会聚在一起讨论最近读的书、交流心得。在他看来，这样的读书会反而是锤炼自己学术能力和学术观点的最好平台。

　　“但是，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老师组织读书会、学生参加读书会都是出于个人自愿的行为，这种付出不会计入老师的个人绩效，学生参加读书会也不可能转换成必修的学分。”李熙说。

　　不过，向记者腹诽本院老师本科与研究生教学“换汤不换药”的那位女生，对《意见》还是流露出了一丝肯定：“我从一个希望多少学到点东西的学生角度出发，还是赞同的。如果可以对课程进行定期审查，提高对课程质量的要求，会促使部分老师不再像以前那样漫不经心，避免有人一门课从本科教到博士"通吃"的情况继续发生。”

　　扩招vs.低淘汰率

　　刚读了半年研究生，李熙的师妹、硕士一年级学生王宁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挺惬意的”。虽然一提起考研，那份辛苦还历历在目，但她毕竟算是个胜利者，如愿以偿地在心仪的学校里学习、生活。至于就业，这个话题对她来说还显得有些遥远。王宁笑道：“毕竟还有两年时间。”

　　她告诉记者，之所以要考到“名校”，是冲着这里的光环和学风。王宁的本科学校是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虽然成绩还不错，但她主动放弃了保研。“我没有考虑过继续留在那里读书，虽然说现在很多人读书都是为了混文凭，但在那里混，真的就是彻底地用几年时间混一张文凭。”

　　虽然没有留意，但王宁也知道，现在研究生就业形势很不好。每到求职季，充斥于教育新闻版面的内容大多与就业形势有关。随着一个又一个的“世上最难就业季”“世上更难就业季”出现，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所谓的高学历也不再是以前受到人才市场追捧的“香饽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专家对研究生质量下降的原因有着各自不同的分析，但人们普遍认为，连年扩大的招生数量和低淘汰率是引起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近日发布的《2015年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自1981年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30多年间共培养博士研究生49万人，硕士研究生426万人，其中近5年培养的研究生约占培养总量的50%。从2003年开始，我国硕士学位授予数猛增35.35%，且当年硕士学位授予数首次超过10万，达120186人。2003年至2006年，我国硕士学位授予数量呈爆发式增长，2007年起增长开始放缓。

　　与庞大的在校研究生总人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淘汰率。《报告》称：“我国硕士研究生整体淘汰率不到5%，而在许多教育相对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可能高达30%~50%。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宽进宽出的现状让硕士学位含金量大打折扣。”

　　事实上，从学生到老师，从主管部门到社会各界，人们都对这种宽进宽出的现象十分了解。相关的改革政策也不是完全没有。

　　2014年3月，教育部发布《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旨在加强相关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要求每年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将分别抽检5%和10%。与此同时，教育部还要求高校“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畅通分流渠道，加大对不合格学生的淘汰力度”。

　　而在此次的《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中，教育部则明确要建立起对学生学习的考核制度，提出“研究生中期考核或设立单独考核环节”“对研究生经过课程学习后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等是否达到规定要求进行综合考核”。

　　“对于已经在综合考核中发现问题的，指导教师和培养指导委员会要对其进行专门指导和咨询，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课程补修或重修，确有必要的应对培养计划作出调整，不适宜继续攻读的应予以分流或淘汰。”可以说，研究生培养转向“严出”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主管部门传递出的指导意见，对高校里的在读研究生们来说，尤其是“混文凭”的那部分学生，会不会是一记警钟?

　　“这种考核和淘汰听上去很有力度，但实际执行起来会怎样呢?”王宁坦言：“更容易出现的情况不过是，每个人都想着自己只要不垫底就可以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假设“严出”政策的确会落实的条件下，王宁提出了代表学生利益的一个重要问题：“被淘汰的学生会有怎样的命运?社会会接纳他们吗?”

　　在她看来，如果社会容忍度和接受度无法达到一定水平，这种对于研究生的“严出”就不可能落实。“就像现在一样，学生要被退学了，就有家长跑到学校里各种求情。”